革命者因何而无畏？从康德到马克思 | 城与邦

革命者因何而无畏？从康德到马克思作者｜周一川图文编辑｜黄麒瑄—————【作者简介】伦敦政经政治系在读研究生研究兴趣：早期现代哲学、康德政治哲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前言
康德、马克思，西方哲学史乃至文明史上两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家。但或许正如魏斐德所言，历史的大人物往往都会成为它自身形象的俘虏。事实上，时至今日，康德与马克思留给世人的印象也的确呈现出某种脸谱化的特征。我们似乎都相信这样的事实：康德，未离开哥尼斯堡一步的书斋式哲人，为人类的理性启蒙、道德自律、共和宪政以及永久和平而苦苦思索；马克思，愤世嫉俗的资本主义掘墓人，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全世界无产者的命运以及一切受压迫民族的前途而奋斗终生。然而，一切脸谱的背后都涌动着那一旦失去就会使历史无趣的丰富细节。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Lea Ypi教授就向我们指出，事实上，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关联。而当我们耐心解开这重关联时便会发现，原来康德也曾以“线性进步”的观点领会过现实与过往，而马克思也不总是在所有时刻都对唯心传统持批判立场。那么，Lea是从哪一个角度入手来找寻康德与马克思之间的隐秘联系呢？毕竟，对我们来说，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都太过于庞杂。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 Lea Ypi 教授

革命来临，革命过后
Lea指出，康德与马克思在“革命”议题上呈现出了某种惊人的一致性，而这或许有悖于我们的直觉。因为我们似乎普遍相信，康德与马克思在革命问题上的态度理应相去甚远；毕竟，康德信奉的是渐近改良，而马克思才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更重要的是，寻求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共性的努力似乎遭到了后者文本的直接反驳。在一生的诸多写作中，马克思曾十分坦率地表达过他本人对康德的强烈不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认为，康德“善的意志”体现出的不过是德国小市民的无能与可怜，因为他并未从中开掘出关乎这一阶级的实在利益与真实生存现状。既然如此，Lea又是凭借何种理据去让我们相信存在于康德、马克思之间的那种一致性呢？

马克思一生对康德的态度似乎随着自身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发生改变。青年马克思在私人通信中，曾向其父亲坦诚自己深受康德与费希特哲学的影响。

必须承认，Lea的角度是独到而深邃的。她认为，事实上，康德与马克思都曾对革命热情及其散发出的道德理想主义气质给予过高度的赞赏，而这一赞赏体现出的则是两位思想家对人类在一个祛魅的环境中理性所达边界的宏观思考。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都清楚地看到革命来临之际人类的见识是如何被“黑云压城”的氛围所锻造，而革命过后它又在参与者与旁观者心中激起怎样的崇高理想。当Lea逐一揭开这两方面的答案后，我们会看到，那把“斗争”视为历史前进动力的康德，以及在冰冷的利益分析外讴歌过“激情”的马克思。

历史的标记
在革命缘何爆发这一问题上，Lea认为，康德与马克思就已经显出一致性。在她看来，这主要涉及两方面。首先，革命的爆发在于某一群体能完全超越一己之私利从而着眼于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价值与目标，并进而掀起道德解放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尽管康德对这一群体的指向未做出任何说明而马克思则坚持认为它必然指向无产阶级，但两位思想家事实上都已抓住那些“真正”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所共有的本质，即它们不单单围绕权力或财富来展开，而必然包含着某些超越于物质生存之上的精神寄托。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种试图以历史方法来否定康德曾积极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做法是失败的。因为康德虽然在个人法权的意义上否定过革命，但当他站在人类整体的道德进步与理性启蒙的立场上时，革命所展现出来的某些进步因素很难不触动他。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表现即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外，康德也曾对美国独立运动与爱尔兰人民的反抗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好感。
其二，革命的爆发在于人类社会的某种永在矛盾以及人在历史来临一刻的能动性。一方面，康德与马克思都看到了人类的知识、技巧与能力是如何代代传承并趋于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二人同样深刻领会到，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某种特质正宿命般地将人类引向彼此对立，甚至各自为战的境遇。区别在于，前者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将这种特质称之为“非社会的社会性”，后者则着重政治经济因素把它视为“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当历史的变革一刻到来之际，康德与马克思都证实了在一个祛魅的环境中个人理性所能拓展的新边疆。尤其是康德，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欣赏，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那些革命者对一个听上去近乎“乌托邦”的共和宪政政府的不懈追求。康德以为，革命者采取的手段或许是充满争议的，他们的行动也可能是鲁莽的，但就是失败，他们的努力也注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标记”；它表明，人类在这一时刻曾趋于一个进步的临界点，政治行动的可行性也在这里被大大拓宽。在Lea看来，这不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下经常闪耀的“斗争”以及“进步”因素吗？

关于“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康德曾有过如下精辟论述：“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 

革命的热情
革命过后，它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Lea认为，这是康德与马克思再次取得一致性的地方。他们二人都相信，革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迸发出的热情都会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留下鲜明的痕迹并感染着所有回味这种记忆的人。这一点对康德来说是很明显的。这位曾对法国大革命难掩欣喜之情以致被身边的人视作“雅各宾分子”的哲学家，恰恰是看到了大革命的某种超然性以及它与人类启蒙进程的契合，才能在明知其裹挟着暴力与杀伐的情况下依然以一种矛盾的心态来肯定着它的先进。而对于马克思，尽管他以对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历史作唯物主义的分析而见长。但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也曾坦诚精神的力量有时能迸发出超乎人想象的能量。巴黎的工人不正是受到了革命的感召，因而才甘愿为保卫巴黎公社以及求取自身的最终解放而斗争乃至献身吗？除此之外，马克思还看到，过往的革命如何成为未来革命者的资源，使得后者能够从中不断地得到鼓舞、总结经验。从这一点上讲，虽然我们常说马克思很反感将政治问题道德化的处理方法，其本人也几乎终其一生未介入任何现代伦理学的学术争论，但正如Lea所说，马克思事实上并未完全颠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价值标准，其文本也完全经受得住后人的一番道德解读。

巴黎公社被政府军攻陷之际，那些不顾个人安危而走上街头、誓死保卫公社的妇女，不正好说明革命的热情在人心中所焕发出的高尚情感吗？它或许是简单的、粗野的，却也是真挚的。

结论

相信历史必然走向“终结”的福山，在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运用的分析工具来源于柏拉图的“灵魂学说”。其中，福山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介于欲望与理性之间且易被环境所触发的”意气”（thymos）。

Lea的这种以“革命热情”为视角来阅读康德与马克思文本的尝试，事实上反映出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人性的一种经典理解方式，它很容易使人想起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尝试的那些分析。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终将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汇合，不仅仅取决于各国经济上现代化的需要，更是被人性中的某种成分所深深决定着。福山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承认灵魂中有欲望、理性与意气三部分组成。但在他看来，恰恰是“意气”这部分最为特殊。因为它逼迫着人类为获取他人的“认可”而不断斗争。由于最好的认可方式，即人与人之间都彼此承认对方的尊严与价值，只存在于自由民主制度下。因此，在那些尚未实现自由民主的国度中，未得到认可的人类便会在“意气”的作用下，在某些时刻不畏死亡、奋起与国家机器反抗，直至最终达成心愿。笔者认为，福山的这些分析所反映出的对人性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与Lea的理解非常接近。或许，恰如笛卡尔的悲观，我们始终无法真正看清人性的全部构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感受到来自它的某种“情绪”。而正是这种情绪，使得我们惊奇地发现，至少在某些时刻人类真的能超越最低生存的需要而执念于某些虚无缥缈的所谓真理。

参考文献

• Ypi, Lea, ‘On Revolution in Kant and Marx’, Political Theory, Vol.42 (3) (2014), pp.262-287.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Karl Marx. 1996.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mmanuel. 1991. Kant Politica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cis Fuk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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